根在江心 是畅销小说家佚名的作品，它的主角是 刘万平 王麻子 ，这本书层次清晰，学富五车，本文讲述了：第1章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川东山区的冻土硬得像铁，北风从山坳里挤过来，刮在脸上像刀子。七岁的刘万平缩在破棉袄里，脚上的草鞋已经露出了大脚趾，冻得发紫。他趴在红苕地边的土坎上，眼睛死死盯着母亲常永富。母亲跪在冻土上，双手像铁耙一样刨着。指甲劈了，渗出血，混着泥土变成黑红色。

第1章
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

川东山区的冻土硬得像铁，北风从山坳里挤过来，刮在脸上像刀子。七岁的刘万平缩在破棉袄里，脚上的草鞋已经露出了大脚趾，冻得发紫。

他趴在红苕地边的土坎上，眼睛死死盯着母亲常永富。

母亲跪在冻土上，双手像铁耙一样刨着。指甲劈了，渗出血，混着泥土变成黑红色。她刨得很急，很慌，每刨几下就抬头张望——生产队的保管员王麻子今天去公社开会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

“娘，快点……”刘万平在心里喊，嘴唇冻得发僵，喊不出声。

三岁的弟弟刘万安在远处的草堆里，饿得哭不出声，只能发出小猫一样的呜咽。父亲刘老栓去年修水库砸断了腰，躺在土屋里编草鞋，一双草鞋换二两玉米，不够全家五口人塞牙缝。

母亲终于刨出了一串红苕。不大，三个，最大的不过拳头大小。她慌忙塞进怀里，用破棉袄掩住，起身要走。

“站住！”

一声暴喝从地头传来。

王麻子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，手里提着扁担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他根本没去公社开会——这是个圈套。

母亲僵住了，怀里的红苕掉出一个，在冻土上滚了几圈。

“常永富！你好大的胆子！”王麻子冲过来，扁担在地上敲得砰砰响，“偷集体财产，罪加一等！”

“王队长，我……”母亲扑通跪下，“孩子饿，三天没吃东西了……就三个小红苕，我……”

“三个？”王麻子冷笑，用扁担头拨开母亲的棉袄，另外两个红苕滚出来，“人赃俱获！跟我去队部！”

刘万平从土坎后冲出来，抱住母亲的腿：“娘！”

王麻子低头看他一眼，眼神里有一丝复杂，但很快被愤怒取代：“小崽子，滚开！你娘这是犯罪！”

“王队长，求求你……”母亲磕头，额头撞在冻土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“就这一回，我再也不敢了……孩子还小……”

“国有国法，队有队规！”王麻子不为所动，“今天饶了你，明天全队都来偷，集体还要不要了？”

他举起扁担。

刘万平扑上去，想抱住扁担，但太矮了。扁担落下，结结实实打在母亲背上。

“砰！”

一声闷响。

母亲没叫，只是身体猛地一颤，然后软软地趴在地上。她怀里还紧紧捂着什么——是半块红苕，刚才掉出来的那个，她不知什么时候又捡回来了。

血，从她嘴角流出来，滴在冻土上，迅速凝结成暗红色的冰珠。

刘万平看见母亲的眼睛，那双总是温柔的眼睛，此刻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但他看懂了。

“给……弟弟……”

然后，眼睛里的光，一点点暗下去。

王麻子也愣住了。他没想到会这样。扁担掉在地上，他蹲下身，探了探母亲的鼻息。

“还……还有气。”他声音发颤，“快，抬回去！”

刘万平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把母亲抬回家的。他只记得，那半块沾着母亲血和泥土的红苕，他一直紧紧攥在手里，攥得那么紧，指甲嵌进了红苕里。

土屋里，父亲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看见母亲的样子，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呜咽。

“永富……永富啊……”

姐姐刘秀英，十三岁，已经像个大人了。她咬着嘴唇，没哭，打来热水，给母亲擦洗。水是红的。

半夜，母亲醒了。

油灯如豆，光影在土墙上跳动。母亲看着围在床边的家人，艰难地笑了笑。

“没事……我没事……”

她伸手，摸刘万平的头，手冰凉。

“万平……你是老大……要……要撑起这个家……”

刘万平点头，眼泪砸在地上。

母亲又看向父亲：“老栓……对不住……我没用……”

父亲握住她的手，两个人都没说话，但刘万平看见，父亲的手在抖。

母亲最后看向草堆里睡着的刘万安，三岁的孩子，饿得皮包骨头。

“那半块红苕……给万安……”

说完这句话，母亲闭上了眼睛。

这一次，再也没睁开。

刘万平摊开手，手心里，那半块红苕已经被他的体温捂热了。红苕上，有母亲的血，有冻土，还有他指甲抠出的印子。

他走到弟弟身边，把红苕掰成两半，一半塞进弟弟嘴里，一半自己含着。

红苕是生的，硬的，带着土腥味和血腥味。

但他嚼得很用力，很慢，仿佛要把这味道刻进骨头里。

窗外，北风呼啸。

1960年的冬天，格外漫长。

第2章

开春的时候，雪化了，但刘家沟的寒冷没有化。

刘万平站在自家土屋前，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这个家。

一间半土屋，墙是黄泥夯的，裂了几道缝，最宽的地方能伸进手指。屋顶的茅草被雪压塌了一角，父亲用竹竿撑着，像一个人拄着拐杖。下雨的时候，屋里要摆三个破瓦盆接漏，滴滴答答的声音能响一夜。

屋里几乎空荡荡。

一张木板床，父亲睡。床腿断了一根，用石头垫着。

一个土灶，灶膛里的灰已经冷了三天——没东西可烧。

半缸红薯干，是母亲用命换来的，掺着野菜能吃一个月。刘万平每天数一遍，一百二十七块，每块两根手指宽。他计划着，一天四块，全家还能吃三十一天。

还有债务。

生产队的账本上，刘家欠十八块五毛钱。这是母亲生病时借的药费，还有去年欠的粮款。

邻居李婶那里，欠三斤玉米。李婶男人死得早，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，也不宽裕，但母亲死的那天，她端来半碗玉米糊，说：“给孩子吃。”

刘万平记得那碗玉米糊的温度。

父亲刘老栓坐在门槛上编草鞋。

他的腰弯得像一张弓，那是1958年修水库落下的伤。那年全县大会战，红旗插满山头，口号震天响。父亲和千人一起抬石头，走独木桥，桥断了，三百斤的石头砸在腰上。

没赔偿，没抚恤，只给记了十个工分。

现在，他编一双草鞋要两天。手指关节粗大变形，掌心厚茧裂开，渗着血丝。草鞋编好了，拿到公社集市上，能换半斤玉米，或者两毛钱。

“爹。”刘万平蹲在旁边。

“嗯。”父亲没抬头，手指翻飞，稻草在指尖穿梭。

“我能干啥？”

父亲停下手，看他一眼。八岁的孩子，瘦得像根柴，但眼睛亮。

“你还小。”

“我不小了。”刘万平说，“娘说，我是老大。”

父亲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明天，跟我去捡粪。”

“捡粪？”

“嗯。牛粪、猪粪，捡了交生产队，算工分。”父亲顿了顿，“一斤粪，半分钱。”

刘万平点头。

第二天天没亮，刘万平就起来了。

姐姐刘秀英已经在了。她十三岁，但看起来像十岁，瘦小，但手脚麻利。她在编竹筐——这是她跟村里老篾匠学的，编一个筐能卖三毛钱，但要两天。

“姐。”刘万平小声叫。

刘秀英抬头，眼睛红肿——她昨晚偷偷哭了。

“万平，过来。”

刘万平走过去。姐姐从怀里掏出半块饼，玉米面掺野菜的，硬得像石头。

“吃。”

“姐，你吃。”

“我吃了。”姐姐撒谎，她的嘴唇干裂，“你快吃，吃了有力气干活。”

刘万平接过饼，掰成两半，一半塞回姐姐手里。

“一人一半。”

姐姐看着他，眼泪又下来了，但没流出来，她仰头，憋回去了。

“万平，你要记住。”姐姐的声音很轻，但很重，“娘是怎么死的。”

“我记住。”

“不是饿死的。”姐姐说，“是穷死的。”

刘万平不懂。饿死和穷死，有什么区别？

但他点头。

“所以，我们要活。”姐姐说，“不仅要活，还要活出个人样。”

“咋活？”

姐姐指着地上的竹筐：“就这样，一点一点，编出来。”

刘万平看着那个半成品的竹筐，竹篾交错，密密麻麻。姐姐的手指上，满是伤口，新的旧的，有的结了痂，有的还在渗血。

他忽然明白了。

活，就是忍受疼痛，把破碎的东西，一点一点编织起来。

像编草鞋的父亲。

像编竹筐的姐姐。

像这个家。

第3章

1962年的春天来得晚，但毕竟来了。

山坡上的野花零零星星地开着，黄的，白的，紫的，在风里抖。刘万平背着破背篓，手里拿着小铲，眼睛盯着地面。

他在捡粪。

牛粪最好，大坨，湿重，一斤能顶一斤半。猪粪次之，但也好找。最难的是羊粪，小粒，散，要一颗一颗捡。

他已经捡了半个月。

第一天，他捡了八斤。手上磨出三个血泡，晚上用针挑破，抹盐水，疼得龇牙咧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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